猛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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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这些小镇消失之前hellip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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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上海边上的小镇,布局像一头猛犸象的化石。以老街为脊椎,两侧的肋骨是深深浅浅的巷子,四肢是四家大工厂:国二厂、造船厂、纺织厂、粮机厂。小镇俯瞰,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小镇的夏驾河流经龙王庙,汇入吴淞江;吴淞江蜿蜒东去,流入上海后,换了个响亮的名字——苏州河。夏驾河,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平静的江南小镇里,来了一群被时代裹挟的上海人,以及随父母迁徙的知青子女、厂矿子弟。六七十年代因上山下乡、三线建设工程而离开家园的上海人,拐了个大弯,兜兜转转落户于上海隔邻的菉溪镇。安定以后,他们又谋划着更进一步的迁徙。他们烧上海菜,讲上海话,看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新闻,寄希望于子女,有一天替他们回到上海。又以“投靠在沪子女”的名义,完成最后的归乡。小镇中学,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二厂,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小镇记》就是这样一本以带有小说质感的散文笔调,讲述一个孩子眼中关于成长与变迁的故事的书。书中描画了三代人的群像:曾经,在上海的屋子里,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待儿女的归来,儿女年少离家,出走半世,归来的是一个新的少年;出走的儿女,或是作为知识青年,或是作为三线工人,奔赴遥远的他乡,想归家而不得,辗转落户于家边小镇;而儿女的儿女获得一个新的身份,知青子女或者三线子弟,从一出生就成为一个小小的人形指南针,永远指向那座城市,去完成最后的迁徙。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以淡墨疏笔画出个体的人生轨迹。《出小镇记》,路明外婆:知青父母我见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短发清爽,眼睛明亮,面颊有两朵红晕。外婆笑着说,那是后期上色的。外婆喜欢唱沪剧,唱越剧,唱黄梅戏,是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后来说不让唱,她就不唱了。外婆能写会算,又出身贫苦,根正苗红,很快被委以重任。八十年代,外婆负责厂里的外调工作,碰到去安亭、黄渡那个方向,她就早早办完事,花一角六分买张长途车票,跳上开往小镇的班车。外婆通常在下午抵达。我妈说,姆妈你坐,我去弄碗面吃。外婆摆手,说静芝你别忙,我吃过了。据外婆讲,汽车站下来有一家饮食店,小馄饨做的好吃,每次她来都要点一碗。外婆说的那么诚恳,配合着喝蛋皮汤的声效,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外婆是真的喜欢吃小馄饨。小镇合唱团,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镇上有两家国营招待所,外婆嫌不卫生,住在家里又添麻烦,往往没说几句话,就急着赶末班车回上海。我妈领着我送外婆,旅行包里塞几个咸鸭蛋,有时是一段青鱼干。一角六分坐到安亭,三毛钱乘“北安线”到陆家宅,再换40路电车回家。来过几次后,外婆的小镇方言就说的有模有样,比我妈地道多了。她笑着跟我们的邻居打招呼,扯些有的没的,临别时再送上一把大白兔,拜托他们多多照顾我。邻居们都说,这个上海老太太真好,和气。我心疼大白兔,对外婆的社交不以为然——我妈平时买菜都讲上海话的。外婆就说我妈笨,死心眼,不懂人情世故——到人家的地方,客气一点总没错的,你说阿是?更多的时候,我跟我妈去院部打电话。医院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装在院长办公室外边。电话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接线阿姨去楼下扯一嗓子,外婆再跑出来接。那时我爸妈常为一些琐事争吵。我不愿听他们吵架,就选择离家出走。不会走远,在医院宿舍区范围内,找一个冷僻角落坐着。我偷偷跑去院部打电话,接线阿姨问,寻啥人。我说,35号孙阿姨,谢谢侬。阿姨说,等歇。小镇卫生院,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天,外婆来了。我爸还在学校上课,我妈和外婆先吵起来了。我妈说外婆“专制”,“包办婚姻”,外婆说我妈没良心。每次我妈对我爸有所不满时,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外婆引起的。我妈十六岁那年,一腔热血地报名去黑龙江插队,“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外婆偷偷跑去她学校,把志愿改成安徽怀远,只求离上海近一点。大红喜报贴出来,我妈傻了眼。相约去黑龙江的同学说她是“叛徒”,我妈没法辩解,回家大哭一场。在当了三年农民后,我妈被推荐上了当地的卫生学校,毕医院。外婆到处求人,给她张罗相亲对象,找到了在小镇教书的我爸。两人通信,我妈说怀远的白乳泉在茶经里排名第七,我爸就说他老家无锡的惠山泉是天下第二泉;我妈说自己差点能推荐上复旦,我爸就说要不是看错一道题,他眼下应该在清华。我妈对我爸这种抬杠行为很不满意,最后是外婆拍了板。外婆的想法很简单:嫁给我爸,我妈就能调到小镇工作,好歹离上海近些。我妈指着外婆说,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认识这只男人。外婆说,不是我,你还有的苦。我妈说,苦就苦,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外婆说,你当时都快三十了,我不做主谁做主。我妈说,四十也跟你没关系,我可以不结婚的。外婆气得直哆嗦,半晌,她转过头对我说,你讲讲看,你妈这叫什么话。夏驾桥火车站,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听我妈说过,她跟外婆其实不太亲。我妈跟我两个舅舅是太阿婆一手带大的。在我妈的大多数童年里,我的外公外婆都在热火朝天地干革命。外公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外婆是厂里的劳动模范,两人经常要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第二天清早,姐弟三个醒来时,大床空荡荡,他俩已经去上班了。外婆是抹着眼泪离开的。我妈赌气没送她。是我目送外婆挤上了末班车。外婆拎一个大大的旅行包,里面装了床单和被套——她原本打算去招待所住一晚的。车上人很多,车门关了两次才合上。我站在路边哭了。第二天晚饭后,我妈拖我去院部。像等了很久,听筒里传来外婆的声音——喂,喂,啥人啊?我妈攥紧话筒,手微微发抖,不说一个字。……喂,静芝啊,阿是静芝……啪一声,我妈挂掉电话,拉着我走了。节选自《上海来的外婆》我妈:知识青年一九八一年的秋天,一辆十吨的解放牌大卡车披红挂彩,从上海市中心出发,过武宁路桥,沿着曹安路向西驶去。车上装的是我妈的嫁妆:樟木箱、梳妆台、大衣橱、骆驼毛毯、红绸绿绸被子、描着“囍”的痰盂、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外公外婆几乎倾其所有。他们要女儿嫁得风风光光。卡车一路开到安亭,过了江苏省界,停在一条小河边。我爸引了四五条船来迎接,如同梁山好汉。彼时,那个叫菉溪的小镇,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水乡。我爸身穿一套灰色西装,胸前别着塑料花,喜气洋洋,大声指挥接亲队把箱子搬到船上。婚礼在小镇引发了小小的轰动——老街长大的孩子,娶回了上海新娘。镇上的姑娘们成群结队地赶来瞧热闹,磨尖了眼,看看上海新娘子都有些啥嫁妆。说是上海新娘,其实是安徽新娘,当时我妈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医院,婚礼一周前才返回上海。上海八十年代公车票婚礼前,我爸我妈并没有见过面,只在信里交换过照片,抒发过各自的怀才不遇,结尾是:致以革命的敬礼。我爸是镇上中学的老师,这是我妈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我爸的主要原因。我妈的偶像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梦想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女教师。那一年在她插队的公社,保送复旦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最后一刻被让给了别人,而她只能上一所当地的卫生学校。公社领导劝她“服从组织安排”,我妈哭红了眼睛,答应了。不答应又能怎样。几年后恢复高考,我妈一边值夜班一边复习,饿了啃窝头,用酒精灯煮山芋糊糊吃,每天睡两三个小时。考前一个月,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峻的外公流泪了。送亲的队伍中,唯一见过我爸的是我的舅舅。婚礼前两个月,舅舅受外公外婆之托,来小镇“侦查”过。他倒了两趟车到安亭,我爸划着船来迎接。两人接上头,小船穿过芦苇丛,滑向爷爷家的小院。一顿大酒,舅舅沉沉睡去。第二天,我爸安排拖拉机送舅舅去镇北的夏驾桥火车站,又给他买了回上海的软席。在打给安徽的电话里,舅舅把胸脯拍得震天响:阿姐,这个男人没问题!婚后,我妈顺利地调动了工作,在小镇的卫生院当了一名医生。在我小时候,去上海是件大事。我妈提前好几天就高兴,我爸则一直忙着张罗行李。编织袋里塞满了青鱼干、咸鸭蛋、酒酿、乡下人做的糕团,一只鱼篓里爬着甲鱼或大闸蟹,菜篮上静静地卧着一只鸡。我们走到小镇北边的汽车站,等待过路开往安亭的班车,四十分钟一班,很挤,车厢里弥漫着一股人肉的酸臭。到了安亭,再换一部“北安线”,沿着曹安路开进上海市区。印象中,这条路一直在修,坑坑洼洼,漫天尘土,一车人在无休止的颠簸中昏昏欲睡,路边是连片的农田和灰蒙蒙的厂房。黄渡、封浜、江桥、真如……这些熟悉的地名一闪而过。窗外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当看到曹杨新村密密麻麻的火柴盒房子,我就晓得,到上海了。仿佛之前的道路都不算。这才是上海。……八十年代的上海我妈退休那年,把她的户口迁回了上海。说来可笑,以“投靠在沪子女”的名义。(我妈说,投靠伊?帮帮忙好吧)当年她拼了命把我送回去,像抛出一只锚,如今得靠这只锚把自己拉上来。为此,她来回跑了大半年,两地的居委会、派出所、街道办、户籍办、档案馆……像一只恭顺的皮球,从一个窗口被踢向另一个窗口——领号,排队,谦卑地笑,同志你好……不是缺这个材料,就是那个格式不达标。她终于发了怒,拍着桌子,泪水滚滚而出。不办了。不回上海还不行。户籍办的小姑娘手足无措地看着她。三十九年前,她捏着从学校领来的上山下乡通知书,跑到派出所迁户口,一个章戳下去,一秒钟不到。回到家,太外婆问,户口迁出去啦?我妈说,嗯。太外婆问,什么时候走?我妈说,下个月。太外婆的眼泪掉下来。我妈慌了,外婆你别哭,我很快就回来了。我没见过这位太外婆,我只在我妈的讲述中一遍遍想象她的模样。在我出生前一年,太外婆就去世了。菉溪大桥,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小镇的一千多“上海人”,一大半回到上海。他们办齐各种手续,又倾毕生积蓄,甚至背一屁股债,买一间郊区的小房子。千辛万苦,像洄游的鱼。小镇人笑他们想不穿,何必呢,一把年纪,被当作外地人。上海有啥好?从前的南京路、淮海路,是有别处见不着的好东西。现在都网购了,一键下单,哪都一样。为啥还要回去?他们在十六七岁的年龄离开家,家变成一块琥珀,被层层时间包裹。像刻舟求剑的旅人,他们一辈子记着那时的上海。别人觉得,这帮人心心念念的,是回大城市,在他们心底,更深的念头,是找回那段丢失的岁月,和岁月里的人。上海驶远了。故人已逝,年华将老,注定徒劳。节选自《车匪路霸》《种子的归来》我:知青子女不是所有上海知青的子女都叫知青子女。那些父母顺利回城、出生在上海的孩子,早已跟那片土地撇清了关系。只有那些回不去的上海知青,他们的孩子才叫知青子女。父母一心盼望我们“回去”,最好是堂堂正正地考回去。只有知青子女会学油画,学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启蒙老师通常是父母或邻居;只有知青子女会提前学英语,听新概念或许国璋;只有知青子女会因为成绩不好“吃生活”,所谓的成绩不好,大概就是跌出全班前三名。我很羡慕那些叫“生根”(长大后改叫“绅庚”)、“召弟”(长大后改叫“昭娣”)、“金花”、“乡妹”的本地同学,他们看起来无忧无虑,什么也不用学,考试不及格也无所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生根”们,他们说,我们才羡慕呢,我们回家要生煤炉、烧夜饭的,要割草喂猪的,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的。还有,你们能经常去上海,我们可想去了,爹妈说,没钱去个屁咧。国二厂码头,摄于八十年代对知青子女来说,曹安路是共同的记忆,回上海的路就这么一条。我犹豫着该写“回上海”还是“去上海”,就像我分不清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们都坐北安线,都在一个叫陆家宅的地方下车,然后各自换公交去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车匪的爷爷家在浦东。每次他从菉溪镇出发,到陆家宅换车,再穿过浦西前往陆家嘴,单程六个小时。有时我气愤地想,肯定是“车匪路霸”这个名字叫坏了,导致我们整个童年都在无休止地赶路坐车。初二时,车匪转学了,他的大伯伯帮他联系了上海的一所私立中学。一个月后,班上每个同学都收到了车匪的信。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吹嘘自己在新学校怎么厉害,怎么受欢迎,并督促大家回信,说不许忘了他。只有我知道,车匪的信是写给黄潇潇一个人的。车匪不敢单独给黄潇潇写信。于是他写了五十四封。我常常会想起车匪,不知他在上海过得好不好。这个温柔腼腆的少年,默默地喜欢,默默地告别,然后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一封接一封地写信,那该是多寂寞。把心事抄上五十四遍,不过是“你好吗”,“不要忘了我”。……藏书票页,《出小镇记》前些年,小镇建了一个物流中心。各地发往上海的货物,被卸下卡车,检验,打包,再装车。人也是这样。有人顺利通关,有人被卡在这小镇上,一等就是几十年。我考了上海的高中,又读了上海的大学,我的身份证打头是。对一个知青子女来说,基本算完成任务。我妈满意地说,一桩心事放下了。我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生活,渐渐地,对这座城市生出亲近和依赖。我不是生来就是上海人,也谈不上有多期望。说到底,是因为一些人,因为他们的包容和温暖,让我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个。那天收快递,瞥见包装盒上“菉溪镇分拣中心”的字样。我笑一笑。有一点亲切,也有些许的感伤,像收到一封来自过去的家书。节选自《车匪路霸》《种子的归来》小囡们在小镇度过简单快乐的童年,也经历告别与离散。听着江南童谣长大的阿枣,却没来得及听外婆唱完第四把扇子;从小被认为拥有大好前途的少年王希望,无声无息没落在成长的路途中;失去父亲的小德,“纵火”烧了派出所后,像一滴水消失于大海;初二转学离开小镇去上海的车小匪,为了给暗恋的女孩写信,拉上了全班人当幌子,每次写五十四封信,只为了对一个人说:你好吗?不要忘了我。就这样,这群少年奔波于小镇与上海之间,像反复的练习。对他们来说,曹安路是共同的记忆,他们徘徊在这条路上,犹豫着该说“回上海”还是“去上海”,分不清哪里才是自己的故乡。终于有一天,他们离开小镇,奔赴各自的命运。多年后回望,小镇上的夏驾桥、龙王庙、糕点铺、大澡堂、街机房、国二厂,还有三代人的群像,纷纷以倒带的方式重建,构成对那个时代新的理解:如果城市是“巢”,小镇是什么呢?一段历史、几代人生,都在文字里作答。阅读推荐一座江南小镇的旧日流金一个时代的步履不停知青子女、厂矿子弟一些关于成长与变迁的故事??戳下图购买????戳上图抢购??“每月支持1小时”计划(点击图片参与)由二楼南书房发起,19.9元即可支持书房持续开放1小时,可以自由选择单月支持1小时,也可以选择支持一整年12小时。当然,我们准备好了支持权益、专属福利和优惠政策,以感谢每一位支持二楼南书房再次亮灯的读者。二楼南书房将更严谨、妥帖地对待此次支持活动。衷心感谢您的支持和善意,也愿接受每一份建议与意见。往期精选艺术家也是“高危职业”痛苦是命运交给我们的“人生任务”“个人就是身体和心灵的最高主权者”刘瑜:读书,从“一片空白”到“从头再来”李银河:好好享用自己的生命,自由奔放,随心所欲部分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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