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下午，笔者来到长沙博物馆，聆听了国家博物馆国际联络部研究馆员闫志博士应“湘博讲堂”特邀所作的以《从野生到驯化——公牛崇拜的全球化》为题的讲座，明白了公牛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
闫志的讲座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从捕猎对象到驯化家畜——牛的驯化史
据他介绍，20万年前出现的尼安德特人就是发达的狩猎群体。他们能够捕食猛犸象、野牛这类大型哺乳动物。大约距今年前，比尼安德特人更厉害的晚期智人已懂得如何把所见所闻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下来。
发现于19世纪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岩画，画中以野牛和野马为主题。到上世纪90年代止，在法国南部至西班牙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发现了数十处有岩画的史前洞穴遗址，时代在距今约年前到年前。例如，在法国南部阿尔代什省的肖韦岩洞壁画，一共描绘了13种不同种类的动物，数量最多的是也是野马和野牛。发现于19世纪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岩画，也是以野牛和野马为主题。在非洲利比亚南部的麦萨克高原，考古学家发现的裸露岩画，主体是一头大角水牛，角上还站立着一只类似水鸟的飞禽，这种大角水牛应该属于野生水牛属。
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考古学家AndréLeroi-Gourhan对法国境内每一座岩画洞穴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在这些岩画中，一是野马和欧洲野牛是最常见的动物主题，二是它们多位于洞穴岩画的中心位置，三是其他动物则处于边缘位置，有一些不常见的动物则集中在洞穴深处。
关于壁画动物的内涵，自从19世纪发现洞穴壁画以来，人们就在不断争论。早期观点大多认为，这些动物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在生存环境艰难的史前时代，为了祈求食物丰盛，原始人类希望通过绘画巫术来对狩猎活动施加影响。因此，越是在原始人类食谱中常见的动物，就越能占据洞穴壁画的核心地位。然而，近来的考古发现否定了这种观点。因为在洞穴遗址及其周围，出土的动物骨骼大多是驯鹿或红鹿遗骸，属于野牛、野马的遗骸则很少。这说明，当时人类的主要肉食来源是鹿类动物。
因此，绘画巫术表现的不是人类“常吃”的动物，而是人类“最希望”吃的动物。动物考古学家米森据此提出了狩猎教学说：古代的猎人们平时集体狩猎时通常都会选择安全的对象——鹿，有时一些人也单独或结伴冒险攻击野牛；由于捕猎野牛难度更大，需要学习和传授，所以有经验的猎人为了教学方便，就把野牛画下来。
君特在年发表的著作中称，这些岩画的创作者很有可能根本不是“专职”猎人，而是以狩猎-采集为生业的人群。狩猎-采集人群主要以野生植物为食，偶尔会捕猎一些小动物作为副食。他指出，直至今日在南部非洲的布须曼人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捕猎对象主要是野兔、蹄兔以及羚羊等小型植食动物。但是他们的岩画作品却多表现大象、大羚羊、长颈鹿等大型动物。这些表现在岩画中的大型动物，是布须曼人宗教的产物。
进入距今约年的全新世以来，人类越来越倾向于定居生活。因为仅仅依靠最原始的狩猎采集模式，很难维持稳定的食物来源，因此开始出现农业萌芽。与早期农业同时，人类开始了对动物的驯养。变成家畜的动物也能够像农作物一样，提供稳定的食物。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山羊和绵羊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种群。牛的驯化过程却十分漫长并困难重重。有学者认为，大约距今年前，印度独立驯化了黄牛。水牛的进化则被追溯到年前的印度河流域。
牛类动物的驯化与农业的出现，都使得社会复杂化的程度加深。当牛变成家畜，就成为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在今土耳其境内安纳托利亚半岛最东部出土了许多表面光滑的公牛纹红陶片。铜石并用时代中晚期(公元前—前年)的土耳其东部地区，出土了美索不达米亚式的印章，其上的图案也有奔跑的公牛。同时，伊拉克北部地区出土了彩绘牛头陶碗，上面用彩色颜料描绘了四只牛头，牛头抽象成一条直线，并且相互交叉形成十字形，唯一可以辨识其物种的就是四对外翻的大角。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牛的驯化现象在非洲东北部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尤其在埃及这一农业发展较早地区，牛的蓄养非常重要。埃及中部的阿拜多斯U-号墓中，出土了一件涅伽达文化I期的长颈陶瓶。陶瓶表面雕刻了一组人物和一些动物。位于陶瓶腹部的一组画面中，有两个人用绳子一类的东西牵着一头牛和几只猪形动物。
在涅伽达遗址的一处王室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枚残损了的燧石石片。这件石制品长度约17厘米，被塑造成公牛头的形象，出土时有一只角已经缺损。
动物考古学家理查德·布莱德利的研究表明，农业产生之前的岩画艺术中，动物的轮廓并不是作者在意的问题。因此往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相互叠压，轮廓线互相交错。而农耕文明中的动物形象却轮廓清晰。这种差异在布莱德利看来代表着两个时代的宗教思维差异。前者显示出原始人类对于动物和人的边界的认识比较模糊，人与野兽之间是一种可以互换的状态，这是古希腊神话中“兽人”的来源。而后者则由于驯化了动物，因此能够明白人与兽之间有着分明的界线。
二、神·牛的崇拜——一种全球化
埃及
在埃及神话和宗教系统中，人与动物之间仍保留了更为原始的互换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埃及神明的动物形象中。在古埃及人看来，动物都具有神性，只有神才能拥有动物的形象特征，兽就是神。在众多埃及神祗中，牛形象的神明特别引人注目。首先是著名的女神——哈索尔。哈索尔是太阳神拉的女儿，也是法老的保护神荷鲁斯的妹妹和妻子。哈索尔的标志性装饰之一便是眼镜蛇。
哈索尔有很多形象，其中一种便是母牛。最早的哈索尔以牛头的形象出现。前面提到了涅加达文化2期的燧石牛头很可能是哈索尔的形象。另一件涅加达文化时期的石质调色板，在板面上雕刻有牛头形浮雕，在牛头周围还有星状物。这件调色板上的装饰被认为是确定的哈索尔形象。更为常见的哈索尔形象则是人形，头上有一对牛角标识其特质。女神形象的哈索尔也出现在诸多壁画、浮雕中。
在古埃及，牛是权力与力量的象征。著名的纳尔迈调色板描绘了第一个统一埃及的法老——纳尔迈。在调色板顶端突出部分，两面都雕刻着长着牛角的女神。关键在于调色板反面的下部，雕刻着一头公牛，巨大的角撞破了敌人的城垣，迫使敌人匍匐投降。调色板正面中心，雕刻着纳尔迈举着权杖击打敌人；反面上方，纳尔迈在视察对俘虏行刑的场面。
西亚
西亚是驯化牛的原产地之一，也是最早的牛崇拜发源地。前述提及的牛头纹彩绘陶碗，就是早期牛崇拜的代表。
与埃及不同，在古代西亚人的头脑中，人与动物的界限是分明的。西亚神话中的神明都以人的形象出现，而那些动物尤其是凶猛的动物，则都是与神敌对的邪恶的象征。
尼尼微出土的将死的狮子浮雕，雕刻于约公元前7世纪，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亚述帝国国王亚述巴尼拔宫殿浮雕壁画，画中的狮子身中数箭，口喷鲜血，即将死亡。这是一幅狩猎壁画的局部，在其他部分，描绘了亚述巴尼拔用短剑直接杀死狮子的场景。尼尼微还出土了猎牛浮雕。在狩猎浮雕壁画中，牛是仅次于狮子的题材。
德国柏林佩拉蒙博物馆收藏了一幅公元前年的亚述浮雕，画面上中心地位的是一头公牛，正在向前奔逃，后脑和脊背上中了三支箭。牛即将被三匹马拉的战车追上，战车应该在与之紧邻的另一幅浮雕壁画上。画面下方另外一头牛已经匍匐在地，奄奄一息。
古印度
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滚筒印章，是公元前年的文物，现藏于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哈拉帕文明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文明，哈拉帕人将印度的棉花、陶器贩卖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从阿富汗、伊朗那里交换宝石、贵重金属。哈拉帕印章，制作时间大约公元前——前年，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藏。为了满足商业运输的需要，哈拉帕人还发明了轮子。他们不仅把商品运输到各地，而且也是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伊朗西北部出土了公元前12－前8世纪的牛形陶壶，现藏于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
印度迈索尔（今卡纳塔克邦）出土了17世纪的南迪雕像。湿婆神是吠陀时代创造的“二代神”，其父是创世大神梵天。在印度宗教中，湿婆总是以蓝色皮肤、手执钢叉的形象出现。他的坐骑是一头名叫南迪的公牛。南迪也是印度人崇拜的偶像。随着印度教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在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也有南迪崇拜的痕迹。柬埔寨波罗勉省出土了前吴哥时期（7世纪）的南迪雕像。
古希腊
在古腊伊拉克利翁博物馆的展厅中，有一件公元前年——年的牛头形酒具。这件牛头酒具属于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米诺斯文明是希腊早期的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的克里特岛，到处都有牛的形象。
希腊文明的兴起是环地中海地区文明互动的结果。在希腊神话中，还有很多与公牛相关的传说。最著名的就是宙斯与欧罗巴的爱情故事。
南意大利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公牛头形陶壶，现藏于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让－弗朗索瓦.德.德鲁特绘的《诱拐欧罗巴》，现藏于华盛顿国家艺术馆藏。欧罗巴是腓尼基国王阿哥诺尔的女儿，宙斯垂涎欧罗巴的美色，为了避免妻子赫拉的嫉妒，宙斯变作一头公牛，引诱欧罗巴骑上他，并渡海将她带到了另一片土地。后悔不已的欧罗巴最终听从了阿芙洛狄忒的安排，成为宙斯的情人，并为他生下三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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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由于驯化牛的技术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史前时期的中国缺少牛形象的艺术品，涉及野牛形象的也不多见。
进入商周时期，牛在“礼制社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首先，牛作为最高等级的祭祀牺牲，进入礼制殿堂。在一篇记录了祭祀商王先祖的甲骨刻辞中，一次祭祀竟然杀牛多达三百头。约公元前14世纪的王宾中丁牛骨刻辞，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藏。在周代礼制文献中，牢分大小两种。太牢是祭祀、会同、宾宴中最高等级祭品或食物，一般由牛、羊、猪三种肉类组成，有时单独用牛也可称太牢；少牢则只有羊，或者羊、猪并举；只有猪的祭品则称“馈食”。在先秦祭品及食物等级中，牛显然占据了制高点。
其次是占卜领域。人们所熟悉的商代占卜用具是龟甲，其实当时更多的是用猪、羊、牛的肩胛骨进行占卜，偶尔也用鹿骨。商代人在选择兽骨时已经开始倾向于体量较大的牛骨。
第三是青铜器装饰纹样。在商代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纹样是兽面纹，旧称“饕餮纹”。在它的很多变形中，有一种兽可以明确判断是牛，因为这种类型的兽面纹长着一对水牛角。牺尊传统从商代一直延续到两汉时期，多呈现为鸟、象、貘等动物形象，也有牛形牺尊。
清代的大威德金刚造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藏。河南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牛鼎，属于商代晚期，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伯矩鬲，属于西周早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藏。
三、“生食”与“熟食”——公牛崇拜全球化的人类学解释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符号是本质。
法国学者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对希腊神话进行了细腻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解读，这对于我们理解牛在人类历史时期神话以及相关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很有启发。
维达尔-纳凯巧妙地运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生食”-“熟食”理论。这一对概念貌似是在描述人类历史上的两个阶段，其分水岭是人类学会使用火。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实际上代表了人类社会对于野蛮和文明两种状态的区分。这里的“生食”不是泛指一切未经火烹饪的食物，而是特指食生肉甚至人肉；而“熟食”则指粮食或家养动物，总之与动植物的“驯化”有关。
牛在古希腊祭神仪式上是最为崇高的祭品，而只有家养的驯化牛才能成为祭品，野生牛则不能进入正常祭品范畴。驯化-祭祀-熟食，与狩猎-不祭祀-生食构成一对对立体系。因此，一个人群是否属于“人”(文明)的范围，就要看他们是否用牛来祭祀神祗。
另一种考古人类学解释，表面上似乎否定了公牛在“文明”-“野蛮”转换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却仍然没有否定这种结构性转变。法国考古学家雅克·库文对近东地区前农业时代定居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认为，在动植物驯化的前夜，以野生公牛为符号的象征物品已经普遍存在，而公牛不仅象征着男性法则，而且象征着自然的不可驯服。他的核心观点似乎在暗示，公牛崇拜之所以成为一个全球现象，是人类从游猎到定居行为模式转化的分水岭。
无论是从游猎到定居的行为模式转化还是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生计模式转化，公牛崇拜都起到了分野和标志的作用，这或许是我们理解公牛在早期人类社会以及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的关键。
